治白癜风合肥哪家医院好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第八章宋案最终判决及反思宋案是在临时政府即将向正式政府过渡的背景下，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党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实行平民政治的国民党激烈争斗所导致的结果。国民党在处理宋案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留下惨痛教训，但不能因此贬低其对民主共和的追求。袁世凯以老道的手法乃至不法手段对付政敌，虽然最终取得了优势，却深刻反映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与真正的民主共和还有很远的距离。紧接着宋案，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这次革命，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案情演变实记案审至此，案情已然明了，且将案情演变按时间顺序实录如下。年7月，曾先后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卫队长兼庶务长的应夔丞，联络长江上下游青帮、红帮及公口党徒，成立共进会，总部设上海，自任会长，以“维持地方治安”“增进国民道德”等为宗旨。然而，共进会徒有政党之名，实际未改帮会习性，依旧开堂放票，广收党徒，所至骚扰，对地方治安构成很大威胁，引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注意。与此同时，在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以“共和功臣”自居，在部中揽权舞弊、任用私人，遭到同僚攻击，并引起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不满。于是，洪述祖决定出京暂避风潮，他一方面请求赵秉钧派其调查长江各省水上警察事宜，另一方面自告奋勇，向袁世凯请命，承担起收抚共进会的使命。9月20日，洪述祖离开天津，带着总统府军事顾问张绍曾写给应夔丞的介绍信南下。就在洪述祖到达上海后没几日，湖北武昌发生马队暴动事件，应夔丞因被发现为主谋之一而遭到副总统黎元洪通缉；9月29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又颁发通令，严禁秘密结社；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也一直对共进会采取高压政策。应夔丞及其共进会面临空前压力。洪、应二人就在此种形势下会面，并很快称兄道弟。10月16日，洪述祖亲自带领应夔丞去南京面见程德全，在洪斡旋下，程德全当即委任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每月给予公费元，又电请袁世凯每月给应津贴元；应则“自承情愿效力，设法取缔共进会”。洪述祖立刻将这一情况向赵秉钧做了汇报，又提出请中央给应夔丞“加委长江上下游巡查”职任，并“筹助经费”。10月18日，袁世凯复电程德全，对其处置办法表示赞同，承诺“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在沪、宁期间，洪述祖还请程德全出面，请黎元洪取消对应夔丞的通缉令，并将自己所用“川密电本”交与应夔丞使用。10月17日，洪离沪北上。应夔丞随后按洪之嘱托，于10月21日通过津浦铁路局，将“螃蟹四大箩，计重三百六十斤”寄洪代呈总统。洪于10月23日入都后，很快收到程德全转来黎元洪同意取消通缉令的电报，袁也同意特赦应夔丞。洪随即于10月29日写信将此消息告诉应夔丞，并指示应夔丞应当如何撰写有关解决共进会问题的条陈，以便总统“据以任命或委任”其职务，“缘说歹话人多，有此则大总统易于措辞也”；又要应提供革命履历，以便帮其叙勋。洪还另附私函一封，告诉应夔丞螃蟹已经收到，“惜已死过半，不便送总统，仅检送二大篓与总理而已”，并请应北上面见总统、总理，提醒其行前要以专电向中央索款。11月1日，洪又写信给应，除催促其北上外，又约定双方“私信方亲笔”，公事则由书记用楷书缮写，然后进呈袁世凯。11月29日，洪函告应国务院已决定拨款3万元，望应尽快来京。12月11日，洪又电告应，谎称中央“确有委任发”，要其“迅即自行来领”。12月15日，应通知洪，将于18日乘车北上。12月19日，洪亲自到天津迎接应。应入京后住金台旅馆。旋面见袁世凯，袁当即批给其共进会遣散经费5万元，应写有收据，并上呈经费开支节略。接着应又通过洪向赵请领取年10月、11月、12月三个月津贴共计元。赵因未见相关批文，将领纸退还，请洪一手经理，并要洪与总统说明，才能领取。经洪从中协调，加上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帮忙，应于年1月9日成功领取津贴。接着，应于1月12日面见赵秉钧，请求给予密码电本，以便以后报告巡查长事务。1月14日，赵差人至金台旅馆，将“应密电本”交与应，并写一短信，要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1月15日，应通过洪向袁递交呈文，提出为便于遥制自川、豫以至闽、广之会党，请大总统加委其“中央特派驻沪巡查总长”职任。袁交国务院讨论，国务院转内务部讨论，但未能通过。在此期间，沪上开始出现由部分激进国民党人组织的欢迎国会团，主张自行确定国会召开地点，以避北京军警干涉，自由制定宪法，自由选举总统，以实现真正共和。袁对此甚为惊慌。洪见袁欲解散该团，有机可乘，遂又运动袁“特委”其南下，与应调查该团真相。1月20日，洪以赴津养病为名，向赵秉钧请假两星期。1月22日，洪与应南下上海。《民立报》驻北京记者探得洪南下消息，于1月25日在该报刊登专电，称洪受袁之命携巨款南下，欲解散欢迎国会团。赵至此方知洪请假赴津养病是假，遂要洪之家属发电，请洪速归。当晚，洪述祖之子洪深发出“赵嘱速回”家电。由于当时“洪正有事宁、苏”，应夔丞接电后，一方面于1月25日凌晨给洪深回电，告知洪述祖将于1月31日乘快车回京；另一方面于1月26日早上密电国务院，有“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详”之语；1月27日又给赵寄一函，报告调查欢迎国会团情况，请赵“转陈总统”，赵由此被卷入局中。由于欢迎国会团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真正的民主共和宪法，洪、应很快就将主要目标转移到了操弄宪法起草来对付国民党方面。为此，应夔丞以金钱秘密运动浙江议员杭辛斋，要其支持制定总统制宪法，又以金钱收买国民党人王博谦、章佩乙所办《民强报》，要其鼓吹宪法应赋予总统“解散国会之权”。1月30日，应夔丞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制定宪法之必要》的文字，专门阐述宪法赋予总统“解散议会之权”之必要，请洪述祖代呈总统。1月31日，洪述祖离沪北上，2月1日到天津，当日写信挑唆应夔丞，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之语。同日，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东电”，一方面表示已经采取“金钱联合”手段，收买江、浙两省过半数国民党议员，要其在宪法起草问题上主张两纲，即国务员的产生除总理外其余均不必通过投票决定，以及总统应有解散国会权力，并称第一纲“似已操有把握”；另一方面，又表示第二纲“手续繁重，取效已难”，暗示将另外采取措施。2月2日，洪回北京，当天又写信告应，“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同日，应配合洪，向国务院发出“冬电”，将构陷“孙黄宋”的“激烈文章”和盘托出，称“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并暗示需款30万元。2月4日，洪发函告应，《制定宪法之必要》呈递总统后，总统“甚为欣悦”，称赞其“办事出力”，并答应每月资助《民强报》元，先发4个月。同日，洪述祖又有一函，告诉应夔丞“冬电”已由赵处转到他手中，并已面呈总统，“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洪又提醒应：“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缘（经）程君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处手续不甚机密。”2月5日、8日、11日洪接连3次发函，要应尽快将“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原件或影印件寄来，以便索款，应未有回音。在接下来大约10日中，洪谎称接到了上海“应密”来电，从赵秉钧处借得“应密电本”。2月22日，洪第四次发函，催促应邮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原件或影印件，又谎称赵秉钧担心国务院秘书程经世“不机密”，已将“应密电本”交与其“一手经理”，要求应以后“除巡缉长之公事不计”外，“勿通电国务院”。此后约有两周，洪无函电致应。期间，洪述祖于2月27日“由京来津”，并将家眷带回天津宿纬路自置房内安置。3月6日，洪在天津致亲笔函与应，一方面强调“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取到方可开口向中央索款，另一面以“除邓”并在《民强报》“登其死耗”为例，指示应夔丞，如果宋教仁有“激烈之举”，即可“乘机下手”。3月7日，洪述祖“由津晋京”。同日，有人匿名向《新纪元报》投送《驳宋遯初演说词》，以当局中人语气攻击宋教仁2月19日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该报随即很快于3月8日、9日、10日分三次连载。与此同时，洪面见袁世凯，挑唆谓“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答以“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然而，洪并没有停止刺宋计划，反而极力唆使应付诸行动。当洪述祖在天津酝酿杀宋时，应夔丞正在上海派其死党吴乃文与日本藤木商会商谈帮后者购买公债之事，双方最后约定由应夔丞帮该商会以“六八折”购买公债万元，应夔丞扣留一成作为佣金。在接到洪述祖3月6日来函指示后，应夔丞很快于3月9日召集同党开会，决定判处宋教仁死刑。同日，宋教仁在国民党宁支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批评现政府内政、外交之失策。3月10日，应致电洪，提出以“六六二折”购买“八厘公债”万元，试图一举两得，在帮助藤木商会的同时，变相获取杀宋回报。3月11日，《民立报》刊登宋教仁3月9日演说内容。同日，又有所谓“北京救国团”发表通电，继续攻击宋教仁2月19日在上海的演说。3月12日，《民立报》刊登宋教仁对该报记者的谈话，严厉驳斥“某当局者”对他本人和国民党的诬陷。3月13日，洪致电应，一方面表示购买公债“恐折扣大，通不过”，另一方面假托中央名义，提出“燬宋酬勋位”，作为回报应夔丞的替代方案。同日，应写信给洪，一方面拒绝“勋位”虚名，表示“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另一方面强调“若不去宋……大局必为扰乱”，称自己已经筹集经费，“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同时继续要求洪帮忙购买公债，谎称是其亲戚“刘、薛、胡三家承买”，因见政府财政困窘，“专为补助中央财政之计”，“夔处并不扣用”。3月14日，应发“寒电”给洪，报告“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3月15日起，《民立报》连载宋教仁所写《答匿名氏驳词》。洪见应对“酬勋位”不感兴趣，遂于3月17日发“铣电”给应，再次假托中央名义，谎称“债票特别准”。3月18日，洪又发电催应：“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3月19日，洪再发电给应：“事速进行。”3月20日晚10时40分，应所雇枪手武士英于沪宁火车站击伤正欲乘车北上的宋教仁。3月21日凌晨2时10分，应由上海电报局给洪发电：“念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3月21日上午9时20分，应给洪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伤重不治而亡。当日，洪述祖由北京回到天津。3月23日，洪自天津致函应夔丞，告应已接到最后两电，并表示自己将于4月7日赴沪，“所有一切，均俟面谈”。3月24日，洪又由天津回到北京。且说应夔丞派武士英刺宋后，并没有静观事态发展，而是制作了题为《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的印刷品，于3月23日寄往国务院，谎称该印刷品为他所发现。宣告文称已将宋教仁判决死刑，先行即时执行，并罗列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张謇、赵秉钧、黄兴等人名字，分别给予八字考语，威胁倘不悛悔，将予“惩创”。3月24日凌晨至上午，应、武二人相继在上海英、法租界被抓获，捕房随后对应宅进行了三次搜查，发现大量函电文件，其中包括42件“宣告文”油印品，均已装入信封，准备以“京江第一法廷〔庭〕”名义寄出。3月25日洪述祖得知事发，3月26日一早离京赴津，两天后又自津乘火车南下，先至济南，然后转车至青岛德国租界。3月28日，赵秉钧得知有国民党人于演说中影射宋被刺与他有关后，立刻面见袁世凯，强烈要求辞职，赴沪与凶手质对。袁一面劝慰，一面向赵透露，洪述祖有一次曾提到“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建议“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被他拒绝。3月29日晚，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至赵宅拜访。3月30日，国民党本部在湖广会馆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王治馨代表赵秉钧出席，并发表演说，将袁向赵透露的内幕公之于众。4月3日，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赴青岛面见洪述祖，就处理宋案一事进行活动。经租界会审公廨7次预审，确认应、武二人暗杀成立。4月16日、17日，应、武二人连同证物移交江苏地方当局。4月24日，武士英暴毙狱中。4月25日深夜，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发出“有电”，撮要宣布宋案证据。4月28日赵秉钧发出“勘电”为自己及政府辩解。5月3日，洪述祖自青岛发出“江电”，称“燬宋酬勋位”为自己假托中央名义所为，但“燬人”乃毁人名誉的意思，并无杀人之意。5月4日，岑春煊、伍廷芳、李经羲、谭人凤等发表通电，认为宋案“词连政府”，赵秉钧“应出庭受质”。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通过京师地方检察厅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5月11日，赵秉钧复电岑春煊等，拒驳出庭要求。6月2日，上海地方检察厅致电京师地方检察厅，再次要求协传向赵、程到沪应讯，二人以生病等为由拒绝。上海地方检察厅旋请京厅协助调查二人生病是否属实。7月初京师地方检察厅回复上海地方检察厅，告知二人“均系实在犯病”，并有诊断书及药方为证。洪述祖虽经政府多次与德方交涉引渡，但迟迟未有结果。至5月31日，青岛德国高等裁判所开庭，传洪述祖到案审讯一切，洪坚称“燬宋”之“燬”绝无杀意，自己与刺宋案件确无关系，德国高等裁判所也认为洪案缺乏有效证据，判将洪羁留青岛，不复深究。年7月12日，“二次革命”正式爆发。7月25日，应夔丞乘两军酣战，自上海县模范监狱越狱逃走。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11月初，应从青岛连发两电，要求为武士英与自己昭雪；又给袁上一密呈，攻击国民党人，只认毁宋名誉，不认杀宋。同月，应夔丞入京请功邀赏。年1月19日，应在从北京去往天津的火车上被袁世凯派人刺死。2月27日，赵秉钧病逝于直隶都督任上。10月22日，王治馨因贪赃枉法，经大理院审决后，被袁世凯下令枪决。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年4月，化名张皎厂的洪述祖因借款纠纷在上海被德商控告。国民党人及正在上海读书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认出张皎厂即洪述祖，将其扭送租界捕房。经会审公廨数次预审，判决移交北京警方讯问。年4月24日，洪述祖被提解至北京。9月29日京师地方审判厅一审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不服上诉。12月2日，京师高等审判厅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原被告均不服判决，上控至大理院。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褫夺公权全部30年。4月5日，洪述祖在京师第一监狱被执行绞刑。二袁赵洪应涉案情节案情既明，袁、赵、洪、应等人涉案情节也就清楚了。袁世凯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先是因欲遣散共进会而派其私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南下收抚应夔丞，并经洪述祖介绍邀应入京见面，拨给遣散费5万元，及每月元的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接着又因欲解散欢迎国会团而特派洪述祖秘密南下与应夔丞调查该团真相。当洪、应借机提出以金钱收买国民党议员及报馆，操弄宪法起草，以及购买所谓“孙黄宋劣史”“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以损毁国民党领袖声誉的计划后，袁非但不加阻止，反而予以鼓励和支持，促使二人实施。当构陷阴谋失败，洪提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以警其余时，袁以“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予以拒绝，认为如此做法“实属不合”。虽然袁没有主谋杀宋，但因国民党及当时舆论多将袁、赵视为刺宋幕后主使，结果给袁竞选正式大总统带来了极大冲击。在此情势下，倘若袁指使洪、应以不法手段对付政敌的内幕再曝光于法庭，对其竞选正式大总统将更为不利。因此，袁在案发后不但将掌握内情的洪述祖故纵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而且对赵秉钧欲辞职自证清白及出庭应讯，百般阻挠。赵秉钧作为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在本应属于其职责范围的收抚共进会一事上，并非主导人物。他发给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应密电本”，以及指示洪述祖“一手经理”应夔丞领取津贴事，纯属公事公办，毫无阴谋之可言。赵对袁派洪、应秘密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原本全然不知，只因应夔丞致电函于国务院，报告调查情况，并请赵“转陈总统”，致使赵被牵入局中。赵通过应夔丞所来“东”“冬”二电，知晓洪、应二人欲以非法手段操弄宪法起草，也看到了二人欲借机构陷“孙黄宋”的计划，但他并未阻止，而是将“冬电”交给了洪，洪又面呈袁。当洪谎称收到应夔丞密电，向赵借阅“应密电本”时，赵顺势将“应密电本”交给洪，从而退出了构陷阴谋。此后，洪、应二人以信件和“应密”电往来，谋划杀宋，以及试图以低价购买公债谋取利益，赵已全然不知。案发后，舆论攻击赵为刺宋幕后主使，赵屡次提出辞职，要求赴沪与凶手对质，均为袁所拒绝。宋案证据宣布后，赵在总统府主导之下发表“勘电”，力辩自己及政府与刺宋案无关。但当上海地方检察厅两次发来传票时，赵又在袁支持下两次拒绝出庭对质，以牺牲个人声誉为代价，维护了袁的利益。洪述祖是内务部秘书，应夔丞是共进会会长及江苏驻沪巡查长，二人为获取私利，在宋案各环节既相互配合，又相互欺骗，各怀鬼胎。二人先是借袁世凯欲收抚共进会之机建立起诡秘关系，合谋骗得遣散费5万元。接着又利用袁世凯欲解散欢迎国会团，派二人秘密调查该团真相之机，提出操弄宪法起草及构陷“孙黄宋”计划，试图乘机再索一笔巨款。但洪没料到，应不但欺骗了中央，也欺骗了他，购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始终无果，构陷阴谋宣告失败。但洪并没有收手，反而唆使应夔丞以暴力对宋“乘机下手”。应则利欲熏心，乘机提出以“六六二折”的低价购买公债，变相取利，以为杀宋回报。洪为获取私利，一方面接受应夔丞提出的要求，试图向财政部兜揽；另一方面又“恐折扣大，通不过”，遂假托中央名义，抛出“燬宋酬勋位”诱饵，以为替代方案。但应对勋位“虚名”并无兴趣，于是，洪再次假托中央名义，谎称“债票特别准”，促应杀宋。案发后，应、武均被抓获，洪则被袁故纵至青岛德国租界。程经世作为国务总理赵秉钧之秘书，因最初负责译呈“应密”电报而知悉洪、应等操弄宪法起草及构陷“孙黄宋”之阴谋，但因赵秉钧后来将“应密电本”借给了洪，洪、应后来所谋划之事，程经世一概不知。洪述祖逃至青岛后，程经世曾与言敦源南下见洪，表面为劝其归案，实则代表政府与洪进行幕后交易。上海地方检察厅向其发出传票后，程又以自己仅为秘书，奉命办事，以及生病为由，拒绝出庭。至于朱荫榛，为应夔丞手下差遣员，他在宋教仁被刺当晚奉应夔丞之命启程赴京领取驻沪巡查长津贴，其事属实，但他同时又不自觉地充当了应夔丞写给洪述祖最后一封信的信使，可惜该信今已不可得见。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袁世凯虽然不曾指使洪、应杀宋，赵秉钧虽然对杀宋计划毫不知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二人对惨案的发生完全没有责任，毕竟洪、应均为政府所用之人，洪且为袁之私人。诚如论者所云：“洪述祖一前清北洋候补道员也，应夔丞一前清漏网之江湖大盗也……政府之用应、洪，举措乖方，虽百口不能辨其无罪。”又有论者谓，“应之无赖，程、朱二督皆曾密报，洪之历史，庄思缄亦尝警告，谓不可用”，袁世凯为了解散共进会及对付国民党竟用之，至为洪、应欺骗，乃至酿成杀宋惨案，方“叹小人不可与作缘”。故《民立报》批评道：“直接以杀宋者洪、应，而间接以杀宋者，乃夫己氏也。非豢蛇者，则虺蝮何从恣其虐；非夫己氏，则洪、应曷从肆其毒。即使并不知情，而任用匪人、教猱升木之罪，已不可少逭矣。”赵秉钧所负责的内务部被时人视为“民国第一旧窟，其间以旧官僚为最多，分子最杂”，洪述祖即为其应唐绍仪之请而安插的旧官僚。《新闻报》批评道：“洪述祖如此小人，不应引用，惟小人而后用小人，国事一遭至此，赵实不胜总理之任。”《大自由报》也有一段内容虽不尽符合实情，却不失精彩的议论，批评赵秉钧碍于私人情面任用洪述祖，结果反受其害。其言道：洪述祖为唐绍仪之私人，应夔丞为陈其美之党徒，此等流氓小人，稍知自爱者皆当羞与为伍。古人云：交浅而言深，达者不为也。内务部秘书与内务总长之关系，赵秉钧岂不知之，伏盗贼于肘下，引虎狼于卧闼，何昧昧若是耶！噫，吾知之矣。赵秉钧决非昏昏者，彼盖内顾唐绍仪之情面，外撄孙、黄之势焰，吞声忍气，不能超然个人的私谊之范围外，以尽吾责任之天职，常欲挟一使贪使诈之心，卒之为贪诈所役使、所中伤。凡此，皆误于赵秉钧之“圆滑”二字。不但此也，身居国家最高机关，牵一发而全身动，身败名裂，全国为之震撼，赵秉钧果何所辞其咎哉！赵本人也对用洪后悔不迭，曾对人言：“洪虽在嫌疑，然不应先逃，我实有误用洪某之咎。”言谈间“顿足骂洪不置。”但就宋案与赵秉钧之关系而言，还是黄远庸所论最为公允：“洪之声名恶劣，既众睹众闻，亦有人向赵力言不可用者，赵顾碍于情面，不能决绝。赵内阁之惯于藏垢纳污，亦乌容讳，然决不能以其用人不明，遂以杀人之责任归之矣。”对于洪、应这类人物的特点，以及政府任用洪、应之害，《民立报》曾从革命的不彻底性及革命后国家法律之荏弱立论，进行过颇为深刻的剖析。其言道：吾国此次大革命，以百日最短之时期，而成革故鼎新之大业。其为时也至暂，故其所淘汰也无多。举凡晚清时代夸毗侧媚之谐臣，败国殄民之赃吏，依然蟠踞政界，不失其权位；而一经夤缘攀附，或且谥以开国之勋，地位崇隆，有加于昔。此已足致正士之寒心，而长奸人之气焰矣。犹有甚者，则曩时社会上之神奸巨蠹，为害于闾左者，晚清时代犹为法律之所不容，不得不销沮退藏，以昼伏而夜动，其为害尚有限制也；乃至义师既起，海宇绎骚，法律之力，暂失效用，此辈乃得窃署位号，依附末光，公然恣所为于化日光天之下。当局者但见其小有才，而不悟其蕴毒之厉，或且奖进而假借焉，试之以官职，付之以事权，而诪张为幻之情形，乃至于不可思议矣。若洪述祖、应桂馨者，非旧朝政界之所共弃而清议所不容者乎？然自光复已来，公然冒党人之名称，自跻于奔走御侮之列，畴昔潜吹密厉，犹虑人知，今则明目张胆，居然有莫予敢侮之慨。嗟夫，蓄封狼而欲其变为祥麟，植钩吻而冀其蔚成嘉卉，岂不难哉！岂不难哉！……苟其阴贼险很，惟知长恶遂非，而本无志于迁善改过，国家法律之力又且至为荏弱，不足以褫奸人之魄，而使其弭耳服从，彼其积虑处心久矣，不知法律之可畏矣。以如此之人，而欲其为吾驾驭，是直不啻扬汤止沸，萑苻之侣而责以拒盗贼、捍户庭也，欲天下之无事，胡可得耶？经过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制度框架虽然确立起来，但上自袁、赵这样的政府大员，下至洪、应这样的低级官员，实际上并没有确立起严格遵循法律原则及组织程序的意识，权谋思维仍然主导着他们的头脑。荀子曰：“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袁、赵为了对付政敌，不惜任用洪、应这类人采取非法、阴谋手段，这就给二人做了极坏的示范，助长了二人为恶之念，无怪乎洪、应敢于为了私利，同时为了迎合袁的政治主张，胆大妄为，终至酿成杀宋惨剧，而袁、赵亦因此不为国人所谅。宋案关键人物涉案情节既已厘清，各人最后结局，也就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杀宋既然造意于洪述祖，并唆使应夔丞实施，而非袁、赵或黄、陈幕后主使，则武士英便不存在被袁、赵或黄、陈灭口可能。洪在案发后便逃至青岛德国租界，不具备杀武条件。应党曾试图毒杀之，但以失败告终。故武士英最终暴病而亡可能性最大，西医尸检报告证实，武士英系死于急性肺炎。应夔丞始终误以为杀宋乃中央的意思，他于事后要求政府为他和武士英“昭雪”，并跑到京城来邀功请赏。但对袁世凯而言，应口无遮拦，将会让外界误以为杀宋为其幕后主使。年1月19日，应在军政执法处两名警探的保护下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却在快到天津时被人刺死于车厢之中，最先发现他被刺死的正是那两名保护他的警探。这看似一桩无头案，其实答案早已明确。赵秉钧在宋案中涉案最浅，他与宋教仁被刺没有关系，而袁亦不曾主谋刺宋，因此并不存在袁为灭口毒杀赵秉钧之事。其实，赵吸食鸦片多年，身体状况本就不佳，经过宋案一番折腾，健康每况愈下，任直隶都督后又日夜劳心费神于政事，不久便病故家中，医学检验报告证实赵死于“心脏神经痛或血栓”所致的“心衰”。王治馨是赵秉钧心腹，他在宋教仁追悼大会上的演说曾引起袁世凯不满，但他本人与宋案并无关系，他在赵秉钧死后数月被袁世凯下令枪决，完全因其贪赃枉法所致。至于洪述祖，虽然一时逃脱了惩罚，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究还是未能躲过审判。年3月，大理院以谋杀宋教仁罪名判处其绞刑，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三宋案冲击下袁之攻守策略进入年后，随着临时政府即将结束，选举正式大总统，建立正式政府，以及制定宪法提上日程，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袁世凯对于担任正式大总统志在必得，2月底3月初，他“授意姜桂题、段芝贵等，令散布谣言于各军中，谓不举袁为正式总统，北方将有大变端”。姜、段等遂联合各军军统及各师师长会议办法四条，通电全国，“第一担保帝制不再发生，第二选举为人民所信仰并于政治上有成绩之人为大总统，第三建设强健统一之国家，第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这实际上是袁不惜以军人干政方式为其当选正式大总统做政治背书。袁又借“某政客”之口宣称：“立国之初，必须得魄力雄伟之人，方能统治内外；若其人只富学识而无经验，必难仔肩。况值此内讧外患之秋，岂缺少经验之理想家、学术家，能担任乎？”这实际上又是袁亲自为自己当选正式大总统制造舆论。对于国民党这个在国会内占据优势的大党，袁世凯除了试图利用洪、应以“文字鼓吹”“金钱联合”等手段，通过收买国民党报馆及议员，操弄宪法起草外，又支持洪、应搜集所谓“劣史”，以损毁“孙黄宋”声誉，从而打击国民党人。不料洪、应却擅自杀宋，给袁招来了大麻烦，使袁的总统选情受到极大冲击。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在广州获悉宋教仁被刺消息后，急电江孔殷，怃然曰：“天下从此多事矣。”江复电亦对宋被杀深感震惊，谓：“杀遯初者，可以弱民国，危总统，必有尸之者，险矣哉！”国民党及其支持者认定袁、赵为刺宋幕后主使，掀起反袁声浪，不仅要求二人解职，接受法律裁判，而且“通电各国，声明正式总统不能举袁，万不可借款于袁任内”。袁世凯之忧心可想而知。年4月8日为国会参众两院开幕之期，袁本拟亲赴两院演说，但“以宋案发生以来，不能不格外慎重，爰即借口法、美各共和先进国俱无此例，未便独为创举”，决定“不亲赴院，届时只将宣言书咨送过院”，并由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各党说明大总统不能到院之理由。有人提出质疑：“去年临时参议院开幕时，袁氏曾亲出席演说，何以不闻援法、美之先例乎？”有人则“匿笑袁之胆怯”，并以调侃语气向梁士诒献策谓：“总统何不临时装病，不较冠冕耶？”梁“但微笑而已”。上海某西报记者注意到：“袁世凯近日外虽矫为镇定，其实已极仓皇。有谒之者出，言袁见客时，向来精神焕发，目光射于四座，而近十日来，则态度大变，与人谈论时，其目光常注于茶碗之上，且言语或致前后不相应接云。”而孙中山也曾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透露：“最近以来，袁氏每日数电前来，一则为其本人之立场开脱，二则请求本人予以推举，本人尚未复其一电。”可见袁世凯对于正式大总统之位何等看重，甚至愿意放低身段，请求孙中山支持。刺宋案的发生，还严重影响到了列强对民国政府的承认。“外人对于承认问题群起研究，以为此事必惹起无穷之纷争，而影响于各国之商务，承认问题将因此起一大阻力。”5月1日，参议院本来已得到外交部电话通知，说美国驻华公使将于5月2日上午11时递交“正式承认国书”，但情况忽然发生变化，美国公使表示“因借款及宋案两大问题，南北颇有不稳之象，已发电询之华盛顿政府，须俟回电到后，始能致送国书”。然而，袁世凯毕竟久经风浪，很快便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抵挡住了宋案造成的冲击，并逐渐由守转攻。袁世凯的第一个策略，是将宋案定性为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竭力反对国民党人将宋案与政治问题相关联。为此他特别在宋案证据公布后，于5月初发布了关于宋案的通令，强调宋案“纯系法律问题”，应当“依律科断”，案外之人不得“节外生枝”，“扰乱政局”。令曰：刑事案件，应由检察官提起公诉，经由刑事审判，宣告判决。苟非被害者及其利害关系人，决无案外参加之理。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在沪被刺一案，前经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及法界会审公堂，分别拘犯检证，预审终结，交归中国上海地方检察厅审讯。案中证据亦据江苏都督、民政长“有电”撮要宣布。其原电所呈国务总理赵秉钧致应犯及洪述祖手书各一件，然一为发给该犯“应密”电码，一为该犯请领津贴，均属因公，无关宋案，已由该总理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宣布。究竟有无关涉，应由法庭依法判决。教唆主使，国有常刑，无所庸其袒庇，亦无所庸其罗织案外无干之人，更不能互相揣测，谬为诋諆。乃近来迭接各处来电，竟指赵总理为宋案主谋，并称人心愤激，请速诛赵等语。阅之殊堪骇诧。查赵总理致应犯手书二件，初无一语涉宋，未经审判，尚难认为有犯罪嫌疑，即果犯罪属实，刑律既有明条，尽当依律科断，纯系法律问题，何能涉及政治。似此节外生枝，诚恐溷淆观听，扰乱政局。为此明白宣示：宋案现既破获，一经法庭研鞠，有无主谋，自不难水落石出。各该案外之人，毋得飞短流长，借端挑拨，俾昭信谳，而释群疑。将此通令知之。此令。国务院亦发表通电，不点名批评国民党人将法律问题混入政治，意图破坏现状，谓：此是法律问题，与政治判然两途。好事之徒，不候法律解决，妄生谣喙，直欲使法律混入政治，以遂其破坏之计。又直欲藉一二人暧昧之私，倾覆政府，摇动国本。袁氏还借万国改良会会长丁义华即将赴上海参加禁烟讨论会之机，与之会面，向南方国民党传话：至于宋案，在余毫不知晓，惟未经法庭，是非未判之前，亦不能任意出入人罪。洪述祖国家毫不袒护，现在与德使交涉。总之共和国本由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组织而成，此事真伪应由立法机关切实调查，司法官厅秉公审断，极盼望早日水落石出，以释群疑，庶免幸灾乐祸之徒乘机煽惑，以致国民涂炭，民国动摇耳。而对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及广东都督胡汉民在宋案及大借款问题上批评政府，袁氏发表通电，严厉斥责，谓为“雌黄信口”，“荧惑人心”，又谓“宋教仁被刺案现方开审，检查证据，自有专司，非经法庭，无从判决”，“如不候国会之制裁，与法官之判决，好为逆亿，预蓄成心，侵轶鼎立之三权，淆惑一时之耳目，似此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人心一失，大命随之，该都督等亦难辞其责任”。袁世凯一方之《大自由报》甚至攻击国民党“以最卑鄙之手段，最恶劣之心地，藉死人为傀儡，混政治于法律，置正义道德于不顾”。袁世凯的第二个策略，是对于涉案的洪述祖、应夔丞、赵秉钧采取不同的策略，千方百计予以庇护，尽可能为自己筑起一道防火墙，以免宋案冲击到自己竞选正式大总统选情。袁氏要求国民党人静待法庭解决宋案，但他本人却不打算真的以法律手段来解决。由于洪、应、赵三人都牵涉以非法手段操弄宪法起草，以及图谋以“莫须有”之证据损毁“孙黄宋”声誉，这一阴谋一旦在法庭上公开讯问，对作为幕后主使人的袁世凯将是重大打击，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其竞选正式大总统，因此，袁世凯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为此，他针对三人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对于洪述祖，尽管麻烦都因他擅自唆使应夔丞杀宋而引起，但袁世凯更担心的是，洪述祖一旦被抓，其以非法手段倾陷政敌的阴谋将不可避免曝光于天下，因此，他对洪采取了故纵策略，让其从容逃往青岛德国租界，并与其私下交易，让其一身担责。对于应夔丞在上海法租界被抓，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立刻于3月27日召开会议，“与各国务员密议一切善后办法”，试图将应犯“解京办理”。又命外交总长陆征祥往晤驻京法国公使康堆，提出“宋教仁被刺案关系南北意见”，“为泯除南北猜疑起见，拟将此案提京严讯，务期水落石出”。袁世凯还通电各省征集意见，豫、晋、陕、滇、鄂、湘、川、粤八督均以“保存法权”为由，主张提京审办。然而，江苏都督程德全和黄兴都主张将该案归上海讯办。舆论也质疑，洪、应都是中央任命的官吏，“平素常奔走于权贵之门”，“政府提归中央，实欲改易供词，消毁证据，以敷衍了事”。同时，法、美、德、英各国公使提出“欲维持人道，保障租界治安，须在会审公堂审结”，“非水落石出时不能引渡”。袁世凯这才不得不“决定将提京之议取消”。迨应夔丞移交上海地方法庭审理后，由于处于国民党人监控之下，袁世凯难以下手，于是他在明知陈其美并非刺宋主谋的情况下，对应夔丞党徒为脱罪而采取的陷害陈其美之举，采取纵容乃至暗中支持策略，借以转移视线，混淆视听，将舆论攻击矛头引向国民党人。对于赵秉钧，袁世凯动用心思最多。宋教仁被刺后，袁、赵二人都受到了攻击，而赵秉钧所受攻击尤重。为此，赵秉钧屡屡提出辞职，要求出庭与凶手对质，以自证清白。但对袁世凯而言，一方面担心赵秉钧出庭对质将暴露二人以非法手段倾陷政敌的阴谋；另一方面，一旦赵秉钧辞职，他就将失去“挡箭牌”，舆论对他的攻击就会加大。因此，他对赵秉钧辞职一次次予以拒绝，并力阻其出庭应讯。不仅如此，如前所述，袁世凯方面还制造了一个“血光党”事件，由一位名叫周予儆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学生出面自首，诬陷黄兴派其在京组织暗杀机关，然后由京师地方检察厅移请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黄兴到案，作为对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赵秉钧的抵制。此种伎俩让张謇实在看不下去了，致函袁世凯道：“吾人深知周予觉、周予儆之诬扳与物证之虚造，于审讯之时必昭然大白于天下……国民数千年之特性，对于冤案无不感奋激昂，有同身受，于负人望者横被冤抑为尤然，传诸稗谣，被于闾巷，已成一般社会之心理。何苦故犯众怒，至于如此？”袁世凯的第三个策略，是想方设法纠合各派力量，对付国会内稍占优势的国民党人。此种策略，早在刺宋案发生以前，袁世凯就已经在实施。刺宋发生后，袁世凯更“极力联合统一、共和、民主各党”，借以达其目的。工商总长刘揆一赴沪吊唁宋丧之前，曾于3月29日谒见袁世凯，谈及善后事宜，“䜣䜣以政党内阁为请”，袁意味深长答道：“政党内阁殆不成问题也，国会开后视谁党议员占多数，内阁即应归谁党组织之，余何容心焉。”其时，外间正传闻有人将组织进步党，袁世凯对刘揆一所言传出后，有人认为：“所谓进步党者，即袁大总统仿日本桂太郎组织新政党之办法，以为抵制国民党之物也。”虽说袁世凯自己组织进步党之说并不准确，但他的确在谋划利用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联合组织进步党之机对付国民党。为此，他对国民党议员采取了收买分化策略。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人吴景濂曾述其事道：袁、赵恐在沪国民党孙、黄诸先生对此案（指宋案——引者）不能恝置，恐不久有军事发生，又恐国会定四月八日开会后，对此案大肆攻击，虽〔遂〕一面备战，又一面用钱贿买两院国民党议员入拟议中成立的进步党，并唆使孙少侯（名毓筠）等另组政党名为政友会，专收买国民党两院议员，以减少国民党在两院议员之人数。复派孙少侯、林述庆等秘密见予，请予脱离国民党，以五十万元为用，其组党费另外酬给，予严词拒绝之。日本报纸也有报道，谓袁世凯为了对付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无所不用其手段：袁以国会中国民党议员颇占多数，遇事掣肘，不能为所欲为，遂以金钱买收国民党议员，且对于该党议员之有力者，以内阁总长之条件诱之，不动，则用他法以制之。如对于有刚直声望之李肇甫，前日曾促其父使之归里，其一证也。又使该党之软派议员组织第三党，以分其势力，而使其纷扰。凡可以达一己之目的者，其手段之险恶，非所顾也。袁世凯对他的策略似乎很有把握，因此，当4月29日于右任代表孙中山、黄兴谒见袁世凯，提出“无论何人为总统，须由国民党组织政党内阁，独操政权”时，袁世凯再次意味深长地讲了同3月29日他对刘揆一所讲类似的话：“政党内阁一层，予颇赞成，决无疑义。将来议会中谁党战胜，其内阁即用谁党首领组织，实为当然之事实。”在梁启超等人策动下，年5月29日，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正式组成进步党，成为袁世凯对付国民党的御用工具。袁世凯的第四个策略，是对舆论进行严密操控，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打击国民党报刊或支持国民党的舆论，另一方面挖空心思攻击国民党人，以淆乱视听。先是4月中旬，报载交通部受袁世凯主使，于4月1日颁发部令，令电报局，“以后各报凡关于宋案，牵涉政府及国会，牵涉军警干涉，概不准发电。每日由部派员二人到电局，专为检查”。随着宋案证据宣布，不少舆论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给予猛烈批评，5月1日，袁世凯向总统府秘书厅交下说帖一扣，内容为建议对国民党报纸“酌量取缔”，令秘书厅函部“严切办理”。同日，总统府秘书厅致函内务部云：近日京中各报，对于宋案妄加批评，往往甲论乙驳，飞短流长，实足淆乱人心。查宋案既经法庭审判，将来自可水落石出。未经审判以前，照律不得登载，乃四月二十九日《国风报》《国光新闻》《中国报》任意诬蔑，有“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及“民贼独夫”等字样，应由贵部按照《报律》或《刑律》第十六章、第三十一章，严重取缔，以重秩序而安人心。相应函达，希即查照办理可也。内务部接函后，很快于5月2日拟定了给京师警察厅的训令，重申《报律》及《暂行新刑律》相关规定，对《国风报》等三家报纸予以“告诫”，“嗣后不得再有此任意污蔑之词，公然煽惑。倘再故违，定行令厅（指北京警厅——引者）依律办理”。内务部并“咨令各省都督、民政长，转饬各报，一体遵照”。5月3日，总统府秘书厅又致函内务总长，令其对报馆言论厉行检查，禁止各处报纸借端造谣，刊登不法言论，攻击政府。函云：径启者。本厅接阅路透电，载译上海工部局取缔报馆告示，称近来各报多用论说插画关于政府、国家各事，作不规则言论，攻击在公之人，非常激烈。凡损人名誉、捏词诬陷之处，无所不为。此种牵动，率至摇惑人心，扰乱秩序，用特示知报馆各项人等，胆敢发刊此等不法言论插画，查明之后，即行拘拿收禁，听候罚办等语。查取缔报馆为内政之一，现在京内外各地报纸藉端造谣，攻击政府，甚或鼓吹内乱，昌言无忌，其言论自由已逾法律制限之外，若不示以儆惩，难免〈不〉滋生事端，贻害大局。上海工部局于租界地面已能出示禁止，内国警察权所及区域，尤应励行检查，俾守范围。特此函请贵部通令全国各民政长及各警察官厅，遇有前项情事，□□□□，倘一再故违，即行拘究，按律罚办，已□内政，而销乱萌。此致内务总长。5月6日，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呈文内务部，提出拟由警察厅函知各报馆，嗣后除“关于营业之传单暨议院纪事录，无论何项号外或传单，均应送厅检查。其事机紧迫、不及送厅者，则就近送该管区警察署检查。检查许可后，立时加盖‘检’字戳记发还，方可刊布。倘不送检查，遽尔发布者，其号外、传单一律没收，并将发行人依律办理”。很明显，严格的检查主要是针对国民党报纸，政府方面报纸或支持政府的报纸并不需要遵守。《民权报》曾揭露当时袁世凯方面对报刊言论的操纵与压制情形道：近日所发见之事实，为袁氏欲打消有力之言论者，其手段约有二种：其一利用袁党之报纸，使淆乱是非。如北京《国报》《国维报》《黄钟日报》《大自由报》等，捏造新闻为某某造反、某省独立、南方某乱是。其二摧折非袁党之报纸，使不敢直笔。如取缔《国风日报》《国光新闻》《中国报》，宪兵干涉《民主报》，杨以德之控告《新春秋》，及扣留报馆访电等是。其所以行此二种手段之意，前者为抵制，期以私党之造谣，淆乱天下之耳目，而转使杀人卖国之确据，亦扯入流言中，而使人不信。后者为压抑，期以专制手段，钳制人民之言论，使不敢言，而其罪乃可为无形之消灭。此皆袁世凯之狡计也，而语其究竟，则既缄人民之口，而复以其机关报之造谣，播传于世，藉以发为乱命，肆为罗织，以期明杀民党，大杀人民，以逞凶暴之焰。此又袁世凯之毒计也。而民权民命，危机一发，哀哀众生，万劫不复矣。对于攻击袁世凯及其政府的书籍，袁世凯也设法查禁，如人物品评社所出《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即因攻击袁世凯而被查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方面还自造了不少文字，在各报反复刊登，对国民党进行攻击，以转移视线，混淆视听。如《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某军官之谈话》《解剖孙逸仙》等，都是袁世凯方面自造的。黄兴曾致电袁世凯，毫不客气地指出：“近来人心险恶……乙罪发现，往往媒孽甲短，以图钳制转移。此种恶风，不得不惟我公是赖。”其中，《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借“国民党员某君”口吻，攻击国民党。开头有段引言，以报馆口吻写道：“顷见国民党员某君著有谈话一篇，历言国民党之失败与夫南方全体商民对于国民党之疾首痛心，可见国民党在南方已无立足之地。循是不变，国民党殆无生存之望。从此以后该党或至于消灭，未可知也。此在国民党固属至可悲戚，即在非国民党亦当为洒一掬同情之泪。特觅得原稿，介绍于一般留心时事者，俾从事政党者知倒行逆施之无异自杀，庶几有所取镜，而政治或有上轨道之希望焉。”文中攻击“国民党人利用宋案涉及政治问题，近且与大借款事并为一谈，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蓄意推翻民国之心，路人皆知”，各国人士“吐弃蔑视”，南方商民“切齿痛心”，“每日攒眉蹙额，痛詈国民党之破坏大局”，又骂国民党“实在可恶”，“简直不是人”，称国民党之政策为“自杀政策”。《某军官之谈话》以“在北军中以骁勇闻，后与北方将帅联名赞成共和，现仍统某军”的“某军官”与某报“记者”谈话的名义，历数袁世凯和北方军人在建立共和过程中之贡献，强调“武汉起义，全国响应，推翻帝制，建造共和，虽赖先烈志士之提倡，及人民心里之要求，然非袁大总统及北方将士潜谋默运，一德一心，共和未必能成；即成矣，而两军相持，血战经年，全国人民死于锋镝者至少恐亦以千万计，财政损失至少恐亦以万万计”。斥责国民党对袁世凯及北方将士“有毁无誉，有贬无褒，几若北方赞成共和保全人命太多，于彼党大有不利”。又斥责国民党人“只有破坏野心，实无建设能力”，“其以政治家自命者，亦只知反对借款，反对裁兵，反对任免官吏，推其仇视政府之心，几无一不用其反对者”。其心“盖自视无一非开国元勋，而视我北方军界将卒直无与于共和之构成者”。谈话最后语带威胁云：“若辈……跳踉不已，愈扰愈乱，邪说暴行，横流全国，使人民受殃，先烈隐痛，共和政体虽成，幸福何在……吾辈为救国计，为保种计，不能不思所以筹策之也。”《解剖孙逸仙》则以“某西报”论孙中山名义，以极刻薄之语言，对孙中山加以攻击。篇首写道：“孙逸仙藏头露尾，鬼鬼祟祟，忽而医师，忽而学士，忽而谭兵，忽而论道，忽而铁路银行，忽而手枪炸弹，忽而底心下气，忽而横眉竖目，忽而做总统，忽而充强盗。真如孙大圣，一日万变，一变万状，南天北斗，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不可测度。外人谥之曰博士（言其万能），国民尊之曰先生，吾乃取博士之心、先生之舌，和以药物，为之解剖。”文中称孙中山自以医生起家以来，二十余年中，其态度变化“如孙悟空拔毫毛，不可以数计”。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已有六变：因陷困局而暂辞临时大总统，以便卷土重来，是为第一变；袁任临时大总统后，嗾使黄兴、陈其美等留难政府，是为第二变；因受革命党内攻击，“思借北方自重”，于是北上入京，是为第三变；入京后“易其仇视之心为媚事之计”，宣告自己不入政界，十年之内总统非袁莫属，“内藉退让之美名以揽人心，外结政府之信用以博巨款”，是为第四变；宋案发生，又攘臂而起，自愿带兵北伐，并通电五国银行团及欧洲各国报纸，反对大借款，是为第五变；迨遭官民反对，外人排斥，“党内溃如鸟兽散”，忽又“急电诉政府，卸罪党人，自愿出为调人”，是为第六变。文章最后以调侃语气写道：“吾未见善变如先生者，先生其蝴蝶化身欤，殆真得悟空衣钵者？谚云：女子十八变。先生伟人，其变正未有艾，吾人请得载笔以俟其后。”《大自由报》还对以上六变进行概括性描述，称“第一变惊天动地”，“第二变怨天恨地”，“第三变局天蹐地”，“第四变欢天喜地”，“第五变昏天黑地”，“第六变呼天抢地”。除采取以上对策外，袁又加紧进行善后大借款谈判，虽然孙中山等人反对，甚至通电英国政府国会、欧洲各国政府及各国报馆，呼吁各银行团“勿以款项供给北京政府，以免中国之战祸”，然并无效果。袁世凯政府最终于年4月26日签约，借得2万英镑巨款。同时，袁世凯方面在军事上也加紧备战。5月1日，袁世凯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代赵秉钧任国务总理，就是为以武力对付国民党人预做准备，“段祺瑞军人也，有军人内阁，则军事上自多便利”。袁世凯最终抵挡住了宋案所带来的冲击，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到5月下旬，袁甚至令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传语国民党人，谓：我现已决心。孙、黄等无非意在捣乱，我绝不能以受四万万人财产生命付托之重，而听人捣乱者。彼等皆谓我争总统，其实若有相当之人，我亦愿让。但自信政治经验、军事阅历、外交信用颇不让人，则国民付托之重，我亦未敢妄自推诿。彼等若有能力另组政府者，我即有能力毁除之。与此同时，袁世凯调集军队，“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准备对湘、赣、皖、苏作战。最终，袁世凯于二次革命中击败了国民党。接着又借口国会当中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下令取消其议员资格。国民党重要人物纷纷流亡日本，反袁斗争以惨败告一段落。四国民党应对宋案的惨痛教训民国进入第二年后，随着临时政府即将结束，正式政府即将成立，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争权斗争越来越公开化、激烈化。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段突然发生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被刺事件，对国民党人而言，是很大的打击。但由于政府方面有人涉案，对国民党人而言，此案又为反袁提供了依据。然而，双方较量的结果完全出人意料，国民党人不但没能揭开宋案真相，反而在对袁斗争中越来越陷于被动，最终惨败。其中教训，很值得我们思考，最为惨痛者有如下几点。第一，国民党人对宋案证据自始至终没有从理性出发，进行过系统研究，这使得他们对宋案真相的判断充满非理性的假设或猜测成分，结果，本来紧握在手的利器，没有刺向对方要害部位，反而伤了自己。刺宋案一发生，国民党就将其归因于政治关系。如3月22日宋教仁辞世当天，《民立报》即发表时评，认为此暗杀案“内幕中，必有政治关系有力之人，为之指使”。国民党本部向各省支部及各报馆发出电报，明确称：“宋君竟因政治关系遭此惨祸，个人未足惜，如大局何。”随后，国民党人纷纷将矛头指向政府，甚至直指袁世凯。如上海英文《大陆报》披露：“国民党中多以此事归罪于北边……宋君友人云：宋君在世间无仇人，其心忠义，言语温和，而其性情又属谦让，观其可以归罪之人，但有大总统而已。”《中华民报》断言：“主使杀宋者，必谋破坏政党内阁、推翻平民政治之神奸巨蠹。”国民党本部所发《哀辞》亦云：“先生所持者为政党内阁……先生被刺原因，或肇于此。彼刺先生者，以为天下人才惟使君耳。先生既死，则政党内阁无从发生，因而采取总统责任之制，予取予夺，谁敢逆鳞？”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国民党本部变换其词，分明是说，“彼刺先生者”即袁世凯。3月26日，孙中山会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时也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谓：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袁以大总统之高位，尚用此种卑劣之手段，实所不能容忍。同日，在长沙举行的公民会上，国民党人宁调元发表演说，称宋教仁在“共和成立后，主张内阁制最力，深触袁氏之忌。近且奔走东南，反对举袁为总统，袁之党欲得而甘心者久矣。遁初今日致死之媒在此，所谓绝大之凶犯即袁氏是也”。4月初，孙中山会见有吉明时，又将主要矛头指向赵秉钧，谓：我党今后之方针，将使十二日开幕之国会尽量拖长会期，直至宋案之审理结果判明，以便掌握充分材料对袁进行诘责，至少赵秉钧为宋案之元凶一事，已成为不可动摇。根据情况，法院或将拘传赵秉钧出庭对质，用以确定证据。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于右任、马君武、潘仲英、黄膺白等多位国民党重要人物发表了矛头直指政府和袁世凯的演说：于右任君谓：今日追悼宋钝初，实在是追悼民国全体。钝初为（民）国伟人，故暗杀钝初略为暗杀民国全体。诸君要看“燬宋酬勋位”五字，可见杀死宋钝初的，就是给人勋位的这个人……马君武君谓：鄙人今日代表中山先生来会追悼，宋先生之死实为官僚党之主谋，故官僚党实为民国之贼。今欲建设民国，第一须要推翻官僚……潘仲英君谓：今日追教〔悼〕宋先生，演说者极多，不说杀先生的是民贼，就说杀先生的是官僚，我说杀先生的人不必讳言，我可直捷痛快的告诉诸君曰：就是袁世凯。袁世凯非怕先生要杀他，实怕先生的政党内阁、地方分权及种种平民政策。若先生的政策实行，他就有大大的不利，所以下此毒手。我恨不得食袁世凯肉……黄膺白君谓：……宋先生为政策而死，那与宋先生政争的人，即系顺我者生、逆彼者亡之一人。此人维何？曰袁世凯是。黄兴在宋教仁刚被刺时，对于是谁实施暗杀，表态十分谨慎，曾发表谈话说：吾知宋甚稔，决其并无私仇，故此事必系政治上关系，为反对其政见者出此毒手。有多人均执此说，至究为何人，吾人未敢断言也。然吾殊不解，以彼之政见，何致惹起此等残贼手段。须知宋实殚心竭力，以调和南北为事者。其政见和平稳健，□以学理出之，事事以国利民福为念，或者竟有人误会其意乎？据吾人推度，宋之意见殊无足以立陷己于危地者，近来举动亦皆不致招此死敌……凶手是否欲杀我而误中宋，殊难悬断。第放枪处相离甚近，不应误认也。但是，到上海交通部举行追悼会时，黄兴也态度鲜明地将幕后主使指向袁世凯，于会前致送了一副后来广为流传的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另外，戴季陶在4月中旬也发表了题为《专制与共和之激战》的文章，直指刺宋案幕后主使乃是政府重要人物，洪、应、武不过小民贼而已：此案之重要关系人，为政府之重要人物，已成铁案，白箱一揭，假面全破，洪述祖不过为走狗耳，应之与武不过欲得势位、金钱而已。此种小民贼，无恨于宋先生也，无意于政治也。其罪大恶极、破坏共和、叛逆民国者，役使洪、应、武之人也。以金钱、势位役使小民贼，而造成其专制势力之国民公敌也。何恨于武，何怪于应，何责于洪，更何有乎南北，何有乎党争。由此可见，在宋案证据尚未正式宣布之前，国民党人就自认为掌握了刺宋案真相，找到了真正的元凶。宋案证据由租界会审公廨移交中方后，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于4月25日深夜通电，撮要宣布。《民立报》随即刊登44件证据，《中华民报》《神州日报》刊登43件证据，《申报》《顺天时报》更刊登《宋案证据全录》，共53件。这本来应该成为国民党人回归理性、认真研究宋案的一个契机，然而，已经认定袁、赵就是幕后凶手的国民党人，早已对袁、赵展开猛烈攻击，怎么可能再回到原点。于是我们看到，宋案证据成了国民党人极力证明袁、赵就是刺宋案幕后凶手的注脚，而非理性研究案情真相的出发点。因此，不论是《民立报》《中华民报》等所刊宋案证据按语，还是徐血儿、戴季陶等对赵秉钧自辩“勘电”的反驳，都出现许多明显的解释错误，或假设性、猜测性分析。如将赵秉钧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及请洪述祖帮助应夔丞办理领取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的公事行为，错误地认定为他们相互勾结的证据，并猜测其中有不可告人之重大秘密；将洪述祖屡屡要求应夔丞提供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也就是证据中所谓“物件”，错误地解释为宋教仁之生命；将3月13日应夔丞致洪述祖函中所谓“若不去宋”云云，错误地解释为杀宋起于应夔丞之主动，并认为其背后必有政府允许，却对洪述祖3月6日造意杀宋之函视若无睹。当袁世凯致电黄兴，解释证据，希望能公平对待赵秉钧时，黄兴底气十足地复电称：“钧座解释证据，与鄙见颇有异同。兴亦非必固张己说，铁案如山，万目共睹，非一手所能掩饰。”然而，宋案证据中并无袁世凯与赵、洪、应直接往来函电，这就使国民党人对袁世凯的攻击有些无的放矢。这必然引起袁世凯对国民党的不满乃至反感。袁曾对谭人凤讲：“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又对某秘书云：某党要求余即日辞职，予固乐从。某党竟执成心，诬予谋杀，实不甘受。盖宋教仁被刺案，以法理论，是否与予有关系，或为予主使，本应俟予辞职后，赴法庭对质，确有实据，始可以法律加予以罪名。今某某各报纸遽以予为逆贼，日日肆口詈骂，其为私心图逞，借题发挥，已可概见。但恐世界无此共和，即专制君主对于下民，亦不得如是之虐待。故予决不愿中奸人之计，以长暴民气焰，贻害民国。而国民党人对赵、洪、应函电的解释又多有错误，这就更加使他们的攻击缺乏充分的根据。其结果便是，国民党自身反而遭到来自政府、舆论和其他党派的尖锐批评，由受害者变成了“藉端破坏者”。国务院即发表通电，不点名批评国民党人道：共和告成，皆无数志士军人所铸造。现在国基未固，虽极力维持，犹恐不及，岂容尔虞我诈，妄启猜疑……政府办理此案，既未一步放松，亦未稍行操切，无非按照法定手续，使外交方面勿生阻力，以成信谳而伸法纪。乃外间不察事实，动云某某指使，或则牵扯政府，或则指斥伟人，辗转传讹，挑动恶感。须知证据既在公堂，中外具瞻，谁能掩饰。未经宣布，何待辨明。在报纸不根之谈，别有用意，若政府效其逆亿，张冠李戴，含沙射人，则是浮议可作爰书，法庭皆为虚设，既非人民之福，又岂逝者之心。乃幸灾乐祸之徒，借端构煽，不顾四百兆人民之疾苦，以遂一二人破坏之诡谋，不知煮豆然萁，同归于尽。袁世凯方面之《大自由报》则刊登社论，直接批评国民党人欲借宋案颠覆政府：自宋案发生以来，国民党欲利用此事件以为颠覆政府之计，于是横造谣言，不论事实，不计是非，强词夺理，变白为黑。推其目的，非将法律问题混入于政治问题之中，一若不足以快其倒行逆施之心理焉。遂乃不得不由武、应而争〔牵〕及于洪，由洪而牵及于赵，而牵及于袁……武、应刺宋教仁是一事，洪与应商购宋教仁骗案票又是一事。将来据实讯鞠，武、应刺宋应否将洪牵及，尚不敢必，又何论乎赵，更何论乎袁？虽然，国民党非不知之也，知之而姑无理取闹者，国民党非为法律问题也，为政治问题耳。且夫政党者，原来与政党相终始者也。国民党既以政党命国民党，即进而以双肩担国家之大任，以赤城博国民之欢心，用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解决吾中华民国政治上之大问题，夫谁尔责？奈之何以最卑鄙之手段，最恶劣之心地，藉死人为傀儡，混政治于法律，置正义道德于不顾。共和党《亚细亚日报》也批评国民党，谓：“宋案证据，某党所谓‘大放光明’，所谓‘惊天轰地’者，今已发表，乃不过洪、应来往函电数通而已。就法律上、事实上言之，皆无涉及袁、赵之确证，乃某党大肆簧鼓，作种种剑拔弩张之态，以摇惑人心。人说是急火攻心，我说他也是藉端破坏。”又批评国民党的做法“似不合法”：宋钝初不幸而被刺，刺客幸而破获，一为应桂馨，南京政府之官僚也；一为洪述祖，北京政府之官僚也。乃某报居然断定袁世凯、赵秉钧为犯人，主张其自行投案。此等武断灭裂之言论，吾人决不能谓为合法也。推彼辈之意，岂不以洪述祖曾为北京政府内务部参事，故洪杀人，北京政府之总统、总长皆当目为同谋犯。然亦知应桂馨曾为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兵站长、沪军都督谍报科科长乎？如洪之罪名可以追溯至袁、赵，则应之罪名何不可追溯至孙、黄、陈其美耶？……苟非谋逆证证〔据〕在握，何得袁贼、黎贼口不绝声，如上海《民权报》辈之言论者。这些批评虽未必句句正确，但由此可知国民党对袁、赵的攻击，非但没能得到其他党派支持，占领舆论、道德与法律制高点，反而使自身遭到了尖锐抨击，究其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始终未能通过对宋案证据的切实、理性研究，提出袁、赵即刺宋案幕后主使的确凿证据。第二，国民党没有能够提出理性解决宋案的方案，他们主张设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实际上是将法律解决与政治问题混杂在了一起，结果遭到对手和舆论批评，使自身陷于被动，不得不后退。国民党既然把袁、赵确定为刺宋幕后主使，不但在舆论上予以攻击，而且主张通过法律手段使袁、赵接受裁判。在宋案证据尚未公布前，《民主报》便发表评论，认为“今袁、赵不自投案，益坚国人之嫌疑，是默认为主犯也，是与共和平民为敌也”，因此敬劝“袁、赵其无自疑，袁、赵其速投案”。宋案经会审公廨预审，确定移交中国内地法庭后，孙中山于4月13日同程德全、陈其美等商议，由程德全拍电向袁世凯及内务、司法两部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然而，司法部认为，组织特别法庭“与《约法》《编制法》等不符，碍难照办”，于4月17日致电上海地方审判厅，要求“该厅负完全责任，审理所有一切”。国民党方面并未理会。4月21日，程德全再次电陈袁世凯及国务院，要求迅速派委特别法庭正承审官，到上海开庭讯判。4月22日，司法部复开会议，认为“国家法律视人民一律平等，故自司法地位观察此案，仍属于刑事范围，当然归上海地方厅刑厅讯问，不便另组法庭；若必另组，即为破害共和法制之见端，司法部为守法起见，决不赞成另组”。司法总长许世英坚持“司法言法，违法之事决不肯为”，呈文大总统，请准予辞职，以免“尸位素餐之诮”。各省司法界也“多致电司法部，一体反对，请该部坚持到底，以重法权”，认为“宋遯初虽系民国伟人，按照刑律仍不过一平民而已，不能越出普通刑事范围以外，无组织特别法庭之必要”。但面对反对声音，国民党内鲜有人思考设立特别法庭之举究竟是否为合法、理性之举。相反，宋案证据公布后，黄兴又与程德全商量，“以由普通法庭审理赵秉钧，必不能到案；即到案，未必能定谳”，因此，由程德全于4月27日晚致电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表示：“此案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者，因国务员亦处于嫌疑地位故。”同时，黄兴致电袁世凯，一方面说明何以必须组织特别法庭，另一方面对许世英的反对表示不满，要求袁世凯不要受其阻挠。电云：夫尊重法律，兴岂有异辞。惟宋案胡乃必外于普通法庭，别求公判，其中大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可不辨。盖吾国司法虽言独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脱政府之藩，主持公道，国中稍有常识者必且疑之。况此案词连政府，据昨日程督、应省长报告证据之电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上诉至于该院，能否望其加罪，畅所于挠〔政府无所相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司法总长职在司法，当仁不让，亦自可风。惟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至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兴本不欲言，今为人道计，为大局计，万不敢默尔而息。宋案务请大总统独特英断，毋为所挠，以符“勘电”维大局而定人心之言。当袁世凯复电，提醒“许总长迭拒副署，若听其辞职，恐法官全体横起风潮，立宪国司法独立之原则未便过于摧抑”时，黄兴又强硬驳复，表示“兴争特别法庭，实见北京法庭陷入行政盘涡之中，正当裁判无由而得，不获已而有此主张。此于司法独立，实予以精神上之维持，以云摧抑，兴所不受”。由此可见，国民党主张组织特别法庭，根本原因在于对现有司法制度缺乏信任，对现有司法机关能否真正独立、公正审理宋案表示怀疑。应该说，黄兴等人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日人所办《顺天时报》就曾指出：“民国初兴，各项法律均未完备，司法权在实际上仍不能完全独立，自难望其力脱政府之藩篱，秉公裁判；且纵使秉公裁判，亦难取信于人。”黄兴在答复袁世凯的电报中称，组织特别法庭是对司法独立“予以精神上之维持”，也有一定道理。但从现实层面看，这样做已不仅是法律问题，而牵及政治问题了。何况，国民党人主张组织特别法庭的前提是国务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而恰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人实际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换言之，即便单从法律角度讲，国民党主张组织特别法庭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不可避免要遭到司法界和舆论的批评。许世英复电反驳黄兴，指出组织特别法庭，《临时约法》和《法院编制法》均无此规定，“若迁就事实而特许之，是以命令变更法律”。并称：“来电所谓‘当仁不让’，固不敢当，然‘抗颜弄法’，亦不承受。”良心《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则以“国民党员某君”口吻批评孙、黄没有资格干涉政治或法律问题，称：宋案之内容曲折，自有法廷〔庭〕正式宣布，余不欲多所臆测，但余所最反对者，孙中山、黄兴之检查证据，至组织特别法廷〔庭〕，尤为奇谬。试述个人之理由。孙黄既非地方长官，又与法廷〔庭〕绝无关系，何权可以干涉政治或法律问题？在孙黄及其徒党之意，则谓宋为国民党重要人物，故国民党领袖即有权可以干涉。若是，则某党人之被害，即须归某党人办理，某党人犯罪，亦将归某党人审判乎？况宋案之发生，其嫌疑究属何方，迄今尚未十分明了，孙黄又乌可视若无事，主张特别法廷〔庭〕。则孙黄非特操搜查证据之权，且欲进执裁判之权。何不待搜查证据，不待裁判，即由孙黄任意决定某某犯罪、某某应如何处置，以遂其朕即国家之志。观其言论，辄云政府受杀宋嫌疑，法官皆依赖政府，不可信，亦知谁受嫌疑，除法廷〔庭〕外何人能下此断语。且天下断无除我以外皆不可信之理。《亚细亚日报》则连载《大陆报》总撰述米勒所著《政治与法律》一文，批评国民党人道：国民党人公然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审讯此案，试问……国民党曾向政府取得司法行政权来上海耶？据吾人所知，国民党乃一政党，且于政府为反对党，并无直接法律上之职务。故国民党而干涉此事，是以政治牵入司法行政也……若在文明各国，以政治干涉法律，即莫不视为破坏法律根本原理之行为矣。该报还反问：“黄克强要求组织特别法庭之主意，谓北京法院在政府势力范围之下，必难得裁判之公平，独不思在南方党人势力范围之下而组织法庭，则亦何术可以能得政府之信任，强天下以服从也？”在舆论及各方压力下，国民党方面最终不得不接受司法部的命令，同意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宋案。可以说，貌似合理，实则具有非理性色彩的组织特别法庭主张，使得国民党人在解决宋案问题上，一开始便严重受挫。试想，在宋案由租界移交中国法庭审理后，国民党人如果不是把精力放在要求组织特别法庭上，而是放在督促和监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上，那么，司法部和舆论将无理由反对国民党，真正的压力将会转移到政府一方。倘若案件不能得到迅速、公正审理，必将对袁世凯竞选正式大总统的前景造成负面影响。第三，在引渡洪述祖归案遥遥无期，票传赵秉钧出庭又被拒绝的情况下，国民党方面缺少权变，未能找到有理、有利、有节的应对方案，而这与他们对宋案案情缺乏深入细致研究又紧密相关。宋案确定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后，代表国民党方面及宋教仁家属一方的律师最大的失策，在于始终坚持洪述祖、赵秉钧到案后，方能对应夔丞进行审决，即便洪、赵二人迟迟不能归案，国民党人也没有采取权变策略，督促法庭先对宋案证据中涉及应夔丞的部分进行审理，这不仅导致审判陷入僵局，也使国民党人失去了至少可以搞清部分案情，以及对袁、赵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反击的机会。正如本书一开始便已阐明的那样，宋案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刺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要搞清宋教仁何以被刺，就必须搞清刺宋之前各环节的真相。倘若先对宋案证据中涉及应夔丞部分进行审讯，那么，诸如洪、应合谋通过“金钱联合”收买国民党议员及报馆，操弄宪法起草，以及搜集所谓“劣史”损毁“孙黄宋”声誉等案情，就将在法庭上被摊开，这对袁、赵将极为不利。这是因为，袁、赵主谋杀宋虽然难以拿出确凿证据来证明，但他们支持洪、应以不法手段对付国民党，却有相关函电为证，是无法抵赖的；并且洪述祖正是在构陷阴谋未果的情况下，产生了杀宋之意。倘若赵秉钧拒绝就涉及自己的部分出庭做出解释，那么政府就将真正受到质疑，而国民党也可借此对袁、赵以非法手段打击政敌，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对准备竞选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造成重大打击，再加上国民党议员在国会当中占有一定优势，袁世凯当选将困难重重。遗憾的是，由于对宋案证据缺乏全面、细致、深入研究，国民党人把“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完全没有意识到可以促使法庭将审讯重点放在“刺宋”以前各环节上，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可以成为他们在法律手段不能奏效情况下通过舆论对袁反戈一击的利器。其实，在宋案证据公布之初，《民立报》曾就“东”“冬”二电予以抨击，认为：综观两电，“东电”为以金钱运动议员之手段，“冬电”为以金钱倾陷国民党重要人物之计画，应之与赵，其关系之密切如此，同谋倾陷，其行可耻，其心可诛。《刑律》第三十一章、三十三章之罪，仅此电已可成立。以律论罪，赵之与应即此便不免三等有期徒刑之宣告。徐血儿在批驳赵秉钧自辩“勘电”时，也对袁、赵阴谋倾陷国民党领袖有过一段痛斥文字，他说：盖赵秉钧以为只要将主谋杀人一层赖过，若收买提票则不妨承认耳。不知阴谋倾陷毁坏他人之名誉，实亦为犯罪之行为。试问政府，不以堂堂正正之手段，施行政策，而乃日与宵小为缘，密谋倾陷损坏政敌之计，是岂政府所当为者乎？试问政府，不以国民金钱为国民谋幸福，而乃挥霍国民之金钱，收买倾陷政敌之物件，以快一己权势之私，是岂政府所当为乎？即此阴谋倾陷一端，政府已失其所以为政府之资格，而袁、赵、洪、应等于《刑律》第二十三章、三十三章之罪，已经成立，矧尚有主谋杀人之死罪耶？但遗憾的是，此后直至“二次革命”爆发，两个多月当中，国民党各大报纸几乎看不到对袁、赵支持洪、应以不法手段倾陷政敌的抨击，而是继续将袁、赵视为刺宋主谋，予以攻击。与此同时，袁世凯方面却大造舆论，攻击国民党人借机制造事端，阴谋发动“二次革命”，在舆论上基本上压制了国民党人。第四，刺宋案发生后，在如何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国民党人始终未能发出统一声音，进行统一行动，这毫无疑问削弱了他们协力对付袁世凯的力量，同时为对手提供了攻击的靶子。国民党内部原本就有稳健派、激进派之分，刺宋案发生后，这种分歧就更加明显。稳健派，或者如黄远庸所谓“文治派”“法律派”，主张以法律为手段对付袁世凯；激进派，或者如黄远庸所谓“武力派”“武断派”，主张以武力倒袁。国会当中的国民党议员绝大部分属于“法律派”。黄兴对宋案也主张法律解决，曾在5月13日致电黎元洪谓：“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款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等则主张武力倒袁，并与黄发生争执。曾参与会商处理宋案办法的李书城记述道：我到上海后，同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仅仅我们在上海几个赤手空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他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黄先生这种用法律解决的主张，也是有一种用意的。他认为当时国人还未认清袁世凯的凶恶面目，还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偏见；我们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即可转变国人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使他们转而同情国民党……孙先生在那时还是主张出兵讨袁。他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还派陈其美、戴天仇（后改名戴传贤）来与黄先生辩论。黄先生仍然坚持不能用武力的意见，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谭人凤也因主张武力讨袁而与黄兴发生争执，并对当时情形留下很详细的记述，他说：予往与克强商，适中山、英士均在座，询其主张，中山曰：“此我认错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克强曰：“此事证据已获，当可由法律解决。”予驳之曰：“孙先生之说，空论也，两师兵从何而来？黄先生之谈，迂谈也，法律安有此效力？愚见以为，宜遣一使促湘、粤、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必有起而应之者。”克强曰：“宣告独立，袁不将借口破坏统一，用武力压迫乎？”予曰：“公道在人心，曲直是非已大白于天下，袁欲出兵，不特师出无名，且借款未成，每月政费尚无着，兵费从何而来？滇、粤远在边陲，中央鞭长莫及，湘省即当冲要，有赣、皖可以屏蔽，亦可无虞，夫何惧之有？”克强曰：“先生议论虽豪爽，但民国元气未复，仍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证据确凿，俟国民大会发表后，可组织特别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复生？”再四驳之，固执己见。予于是当以宋之葬事为己任，电请中央拨款十万，经营葬地，而彼等之筹划遂不复过问矣。由于主持广东、湖南等省军事的国民党人“多同意黄的意见”，孙中山等人只好暂缓起兵讨袁。国民党内稳健派和激进派的分歧，实际上为袁世凯及其支持者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招来了各种谣言。国民党被其反对势力描绘成潜谋不轨，试图借机发动“二次革命”，造成南北分裂，乃至主张法律解决最力的黄兴被说成鼓吹南北分裂的始作俑者，以致连原立宪派的张謇也看不下去了，于5月14日致函王铁珊、孙毓筠，为黄兴辩护，说：“自宋案发生，闻者骇愕，走在沪时……两晤黄君，论及宋案而愤恨则有之，实未尝几微有南北分裂之见端。窃疑国民党人或者假以为职耳，黄君未必有是言。”尽管事实上，造谣者主要来自北方，如《国报》就曾载黄兴造反、柏文蔚造反、李烈钧造反各节，“情词荒诞，阅之骇然”，以致“神人共愤”，袁世凯不得不下令查办。但不容否认，如果没有国民党内的意见分歧，对手很难获得造谣攻击的机会。立场较为温和的《民立报》曾批评道：南方激烈派日日说大话，其结果一无实用，徒为他人添材料而已。一为反对党构陷国民党之材料，一为上海少数商人见好政府之材料，一为北京筹备军事之材料。由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受阻，国民党人又缺乏其他解决问题的手段，而袁世凯方面不仅在舆论上压倒了国民党，军事上也步步紧逼，国民党人的路子越走越窄，不得不以武力倒袁，但因实力不济，最终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人后来对处理宋案及“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也有反思。但不论孙中山、陈其美还是谭人凤，都将失败归咎于黄兴等人主张法律解决，以致错过了讨袁时机，自取其败。如孙中山致黄兴书谓：“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又谓：“犹忆钝初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刺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至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陈其美亦致书黄兴道：“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谭人凤则曰：最难测者事变，最易失者时机。政府而有暗杀之行为，为有史以来不多见之事，宜其不甚介意，不得议其无保身之哲也。至事变发生，人心鼎沸，乘此时毅然讨贼，安见其不能伸大义于千秋？乃悠悠忽忽，欲借法律为护符，俾得从容布置，则其取败也，不亦宜哉！这些反思实际上变成了对黄兴单方面的指责，因此并不是真正的反思，而是推卸责任。这说明孙中山等人始终没有认识到，宋案处理失败的根源，其实在于国民党人在疑袁、反袁心理作用下，对宋案本身缺乏理性研究，对袁世凯压制国民党人的手法缺乏深入认识，因此也就无法在对袁斗争中采取正确的策略。他们始终错误地认为，袁、赵主谋刺宋“证据确凿”，“曲直是非已大白于天下”，因此天真地寄希望于法律解决，而一旦法律解决无望，又缺乏其他有效的反击手段，于是武力讨袁就成为必然选项。五“二次革命”的必然性及意义所在宋教仁被刺是“二次革命”的导火索之一。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几乎无一不把袁、赵视为主谋，因此，对于“二次革命”，基本上也都是把它视为一场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与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战斗而加以肯定。但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者对民初历史投入热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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